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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（第5页）

当威尔逊主教死于印度兵变的消息传到英国，他的伟大的朋友泰特博士（注：时任伦敦主教）立刻想能不能为马尔伯勒的校长——科顿博士谋到这个职位。

泰特博士用尽他所有的人格力量，向时任政府陈述了科顿的优势。

因为担心科顿博士太谦虚，会推辞这个位置，所以并没有征求他的个人意见。

由于一些这里不便说出的原因，这件事最后没办成，也就搁置了下来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有人突然通知泰特博士，如果科顿愿意的话，他还可以赴任。

确实机不可失啊！

当时印度政府政权更迭，在产生新的首相之前，时任印度国务卿的弗农·史密斯先生也就是现在的里威登勋爵代为掌权。

伦敦主教用电报给马尔伯勒的校长发出了邀请。

这对科顿平静的生活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，太意外了。

他惊得电报稿都从手里掉到了地上。

他匆匆忙忙地从学校赶回家，又赶到伦敦。

这是必须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，很多人都会犹豫不决。

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，科顿并没有一点儿激动不安，这多少有点儿让人惊奇失望。

在一切场合他都希望自己能像事不关己一样非常平静和冷漠，这也使他能简单地接受别人对他的评价，默默地接受他并不熟悉的情感和习惯变化。

第二天，他见到了印度国务卿。

国务卿的话简洁明了，却指出了他的机遇和责任。

“我相信任命你为主教，是我为印度的利益、英国国教的利益和基督教的利益所做的最大贡献。”

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科顿的脑海中，他把它作为主教的职责来激励自己。

公平地说也正是这句话证明了他没有辜负主教之职。

一个朋友跟我讲，有一天他在锡兰（注：印度以南一岛国，现名为斯里兰卡）的咖啡屋里喝咖啡，两个人走了进来和他共进餐饭。

两个人的打扮看起来不像教徒，但和他们吃饭很愉快。

我的那位朋友碰巧提到政府想在印度的哥伦布教区建一个大都市。

要建大都市就得有教堂，有教堂就得有主教，而他就想当主教。

那两个人中的一个人就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加尔各答主教，他可以帮忙。

咖啡店是一个很奇怪、很蹩脚的会面地点。

我的朋友那时还只是个传教士，他认为加尔各答主教既聪明又仁慈，可能会帮上忙，结果还真是这样。

我们也许还记得科顿的离奇死亡。

他从花车上失足落水后，尸体一直没找到。

可有位军官图章、戒指掉进河里后，立刻在那个地方立了个杆儿，雇了一个潜水员，把戒指捞了上来。

你也许会想尸体比戒指更好捞一些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
科顿死的那天早上非比寻常，他去过墓地做过祭祀，还在祭祀典礼上说：“如果尸体留在了荒野、战场或在其他无法举行葬礼的地方，出窍的灵魂也不会受罪。”

这难道是谶语？

当人们回首往事，总能回想起好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。

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。

有个奇怪的故事讲，有个人上战场，威灵顿公爵为了他的安全起见反对他上战场，他回答说阁下其实和他是一样的，也是身处危境。

“是的，”

公爵说，“但我是在履行我的责任。”

就在这时一发炮弹击中了这个不幸的人，他死了。

这件事似乎告诉我们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

人是要经历沧桑变化、命运起伏才能成就为人的。